納訓翻譯的《天方夜譚》封面。

青年時期的納訓（左）與納忠（右）。

納忠所著的《阿拉伯通史》封面。

（玉溪市融媒體中心記者 顧世丹）在20世紀30年代，彩云之南的玉溪通海走出了兩位回族俊杰——納忠與納訓。他們跨越重洋，遠赴埃及求學，并以自身所學在中華民族追求解放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壯闊歷程中，用真摯的愛國情懷與文化實踐，書寫了中華兒女心系祖國、愛國奮進的動人篇章。

邊地少年的求學夢

1909年出生于通海縣納家營的納忠，自幼聰穎，先后在昆明明德中學、昆明中法學校就讀。在民族危亡的年代，這些學校不僅是傳授知識的場所，更是培育愛國思想的搖籃。

1931年，納忠以優異成績獲得公費留學資格，與馬堅、林仲明、張子仁等同學，在沙國珍老師的帶領下遠赴埃及，成為中國首批正式的留埃學生。他們歷經跋涉，最終到達開羅愛資哈爾大學。三年后，同樣來自通海縣納家營的納訓，與第二批留埃學生一起沿著前輩的足跡，抵達開羅。

他們雖遠在異國，但對苦難中的祖國始終魂牽夢縈。求學不僅為個人前程，更為積蓄報效國家之力。這份深沉的家國情懷，深刻影響著他們在海外的一言一行。

尼羅河畔的“中國聲音”

在愛資哈爾大學，納忠與納訓都展現出卓越的學術天賦與堅韌的求知精神。

入學的第二年，納忠便利用課余時間翻譯了《伊斯蘭教》一書，寄回國內出版。1936年，納忠以優異表現通過考試，取得“學者”證書，成為該校歷史上第一個獲得此證書的中國學生，向世界展現了中國學子的才智。

留學期間的納訓立志翻譯阿拉伯文學巨著《一千零一夜》。他選取當時最流行的巴格達版本，以典雅流暢的中文逐篇翻譯，取名《天方夜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外，他還翻譯了《阿拉伯名哲學家傳》等阿拉伯文著作。同時，他積極將柳宗元的《捕蛇者說》、魯迅的《風箏》、朱自清的《背影》、曹禺的《雷雨》等中國作家的作品譯成阿文，刊載于埃及報刊，成為雙向文化交流的使者，讓阿拉伯世界人民得以真切地感知和了解中國。

20世紀30年代，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步伐加劇，身在開羅的華僑急于了解國內戰事。納忠立即行動，和同學們一起每日從《金字塔日報》《埃及人報》等報刊中，摘譯最新戰訊，刻印成小報，分發到華僑手中，傳遞抗戰信息，以實際行動支援祖國。1938年，當教育家陶行知以“國民外交使節”的身份開展抗日救國宣傳，抵達開羅時，納忠與留學生們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歡迎他的到來。激昂的歌聲令陶行知動容，他在日記中寫道：“誰也不曾想到，在這古國的沙漠里，聽到了我們民族的吼聲……”

這歌聲，是吶喊，更是宣言——宣告著中華兒女無論身處何地，都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此時，納訓也以筆為槍，投身于另一條戰線。1939年，他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將《孫中山先生的生平》譯為阿拉伯文出版，系統介紹中國辛亥革命的歷史與經驗，在埃及激起廣泛關注與熱烈回響。

至此，尼羅河畔的“中國聲音”擁有了雙重堅實的維度：納忠以知識為盾，在學術殿堂捍衛民族尊嚴；納訓則以譯筆為橋，在文化與思想的疆域溝通兩大文明。他們以不同方式共同譜寫了心系華夏、魂牽故土的感人篇章，讓來自東方的時代強音，在這古老的文明腹地愈加洪亮。

將生命融入祖國建設的洪流

1940年，納忠率先歸國，投身教育事業，主持恢復了母校昆明明德中學教學工作。此后，他受聘于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首次在大學里開設阿拉伯文化與歷史課程。1947年，他來到云南大學任教，開設世界史、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史課程。

新中國成立后，納忠服從組織安排，于1958年奉命北上，在北京外交學院白手起家，創辦阿拉伯語專業，并任德日西阿語系主任、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沒有教材，納忠就親自編寫《阿拉伯語課本》《阿拉伯語語法》等教材。1962年院校調整，納忠轉入北京外國語學院，繼續擔任學科帶頭人，組織編寫出較完整的10冊《阿拉伯語》和4冊《基礎阿拉伯語語法》教材，被全國各類阿拉伯語院校采用。1981年，他成為我國第一位阿拉伯歷史、文化專業的博士生導師，為我國培養出首位阿拉伯歷史專業的博士。他的每一步，都緊貼著共和國對外交往事業發展的脈搏，詮釋著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無私奉獻。

1947年回國的納訓，同樣耕耘于教育戰線，在昆明明德中學任校長等職。盡管崗位多次變動，他始終視翻譯《一千零一夜》為重要文化使命。1954年，納訓應邀參加全國翻譯工作會議，他的熱情再次被點燃。1955年，納訓被調到云南省文聯后，他根據出版社提供的選題，重新譯成《一千零一夜》三卷本，并于195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80年，納訓最終完成了《一千零一夜》的全部譯稿，編為六卷本。1982年至1984年間，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納訓翻譯的六卷本《一千零一夜》，共230萬字。這是中國最早的、直接譯自阿拉伯原文的全譯本，是中國文學翻譯史上的創舉和豐碑。

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這項歷時半個世紀、幾乎耗盡納訓畢生心血的工程，是他獻給新中國文化事業最厚重的禮物。他曾說：“翻譯工作……也是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樸實而真摯，展現了他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情懷。

高尚人格與家國情懷的生動詮釋

納忠與納訓的成就，根植于其嚴謹治學的深厚功底與赤誠報國的高尚人格。

納忠的學術生涯，以“一絲不茍”為鐵律。其早年著作《回教諸國文化史》出版后，他因發現其中存有需修正之處，不惜自費購回并銷毀了未售出的500冊書籍，其對待學問的嚴苛責任感令人敬佩。同他一樣嚴謹的是納訓那份融入血液的樸實與赤誠，他對待翻譯精益求精，文筆已臻化境。

1970年通海大地震，納訓千里迢迢從北京趕回故鄉，挨家挨戶到臨時棚屋里看望慰問受災的鄉親。這份對家鄉的真摯情誼，與他向世界傳遞的文學之美一樣，源于同一顆火熱的“為人民服務”之心。

而他們的人格與事業，也最終在服務國家、奉獻人民的宏大追求中找到了其意義與坐標。

納忠作為中國研究阿拉伯歷史與伊斯蘭文化的史學家和教育家，著有《阿拉伯通史》《埃及簡史》等大量著作。1980年以來，他多次受國家委派，出訪阿爾及利亞、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國家，被譽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首屆“沙迦阿拉伯文化獎”。納訓則以畢生心血完成了《一千零一夜》全譯本，他還應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之約，于1956年翻譯了埃及童話作家卡密爾·鏗遼湟編寫的《一千零一夜》故事；1979年他又選編了《天方夜譚》《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等文學作品。這些令人矚目的成就，不僅是其個人的榮譽，更是中華文明兼收并蓄、開拓創新的生動體現。

時光輪轉，歲月不居。1989年，納訓逝世，終年78歲。此后，2008年，納忠離世，享年99歲。他們從云南走出，身上承載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基因。他們深入研究異域文明，汲取智慧、報效祖國，深刻地詮釋了中國知識分子將個人理想與國家命運緊密結合的崇高境界。

（圖片均為本報資料圖）